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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平:改革开放40年: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来源: 民建陕西省委网站 日期: 2020-5-25
  引言
 
  自1978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作为绝大多数非公有制经济的中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所谓的民营经济,实际就是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其数量快速增加,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就业吸纳量等不断提升,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进入到快速发展时期
 
   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79亿元迅速跃升至2017年的827122亿元,经济规模扩大了225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至2017年的15.3%。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381元,按当年汇率计算是155美元;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59660元,以美元计价为8836美元。我国民营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的数量不断增加和壮大。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全国的民营企业,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私营企业在允许登记后的1989年,总数也不过9.05万户。到2018年10月底,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7137.2万户、私营企业3067.4万户,分别增长了500多倍和338倍。 截至2017年9月底,民营企业数量已占市场主体数量比重在95%,占企业数量的89.7%。截至2017年底, 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9814.8万户,其中企业3033.7万户。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合计占企业总量的99.7%。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40年来,从过去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变为混合经济,实际上民营经济已经占了一大半。改革开放前,农业以外基本上是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1977年国有企业占比77%,其余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这个比例倒过来了,2017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已达78%,国有控股企业只占22%。
 
  (二)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从税收角度看,来自中小企业的税收占全国税收的50%以上,成为中国主要的税收主体来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迅速发展为60%,中小企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中小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积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0%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大幅增长,成为就业的主要承载主体。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
 
  (三)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政策优化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先后出台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税收优惠办法,2017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3.6万家,当年减免所得税1800多亿元。在A股上市的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104家,分别占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数的33%,70%,93.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创新发展的主力军。此外,全国共8.4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2017年减免企业所得税369亿元。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时出台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等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激励科研人员将创新成果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转移转化。截止2017年,全国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1000家,当年成交合同36万多项,成交额达到1.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7%,催生出大量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近年来,在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下,国内又催生出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中的佼佼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长为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成为“各领风骚的独角兽企业”。中小企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源泉之一,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
 
 
  40年来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
 
  随着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断深化,中小企业的地位不断巩固。从中小企业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来看,这个过程不仅是政策管制不断放松的结果,也是中小企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不断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以创新促进自身转型发展的过程。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但是,过去的体制上是两股轨道运行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乃至法规都是分别制定的。“两种轨道运行要变成一种轨道上运行,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而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这就是混合所有经济的由来。”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发展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促进了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78-1998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认识经历较长过程。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改革期间,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进入了快车道。1978-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8%,是中国有史以来老百姓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9500万人,1990年减少到9200万人,减少了约300万人。企业减少了38万户。个体私营企业更受到打击,但缺乏具体统计。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其中有震撼力的两句话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得到了大部分地方政府及民间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反响,促使改革重上轨道。1992年下半年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以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政策障碍逐渐减少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方针确立之前,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发展始终面临所有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双重束缚,未能真正激发其活力。而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载体,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农村地区培育了大量技术工人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且为企业转型后通过技术改造和升级提升竞争力奠定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基础。在1990—2000年在这10年间,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50%,到2010年达到72%。民营经济在此期间继续保持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个期间,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快速发展,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是1998-2018年改革开放后二十年,迎来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中国解放思想、突破意识形态桎梏,进而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特别是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变革的结果。以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标志,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确认,作用和价值不断得到提升。从 1998年开始,私营工业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类型纳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畴。对比 1998年和 2016 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98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数量仅为 6.5%,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在 5%以下。到 2016年,私营企业在数量上已超过一半,资产规模超过20%,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超过 1/3。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总量超过7000万家,在中国企业比重中占到了97%以上。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数量达到36.5万家,创造了全国65%的国内产值,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75%的就业。甚至在科研方面65%的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都是中小企业研发的。在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中国进入到全方位改革新时代。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史无前例受到国家重视,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税、投融资体制、市场准入、信贷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出台政策,优化、改善营商环境,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广大中小企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驱动摆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发展实力显著增强,创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信息化应用水平不断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服务体系得到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开始从快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二)顺应国际形势,抓住机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20世纪的80年代,随着世界上发达国家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刚刚打开国门且拥有巨大劳动力市场的中国恰好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顺利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而且借此融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一是随着进出口经营权对所有民营企业的完全放开,极大地释放了民营企业出口的潜力,使民营企业成为外贸增长的新支撑。就从事外贸业务的民营企业看,私营企业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2000 年,从事进出口经营的民营企业仅6100家,其中私营企业1800家,集体企业4300家;2007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队伍已经扩大到12.1万家, 其中私营企业11.6万家,集体企业5600家。1998—2007年,民营企业出口年均增长达到47.7%;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6年来,年均增长高达57.1%,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24.5%的年均增长速度,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民营企业积极发挥产品生产灵活性高、价格竞争力强和国际市场拓展能力较强的优势,大多利用国内成熟的配套产业链,使用国内资源加工成产成品,主要采用一般贸易方式发展对外贸易,与外资企业大多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2007年,民营企业一般贸易出口2407亿美元,占民营企业总出口的81.1%,同比增长38.7%;加工贸易出口360亿美元,占比12.1%,同比增长29.6%。
 
  二是大型民营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的数量增多,并且开始注重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国内向国际发展,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经济增长中心逐渐东移,中国自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步伐的加快,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条件日渐成熟。从中国自身情况看,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需要更充分地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通过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不断迈向产业价值链高端领域,并藉此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规则及标准体系建设。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系统阐述了国家产能合作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配套的政策支撑、服务保障与风险防控举措。从“走出去”角度看,国际产能合作最大的着力点,在于改变过去通过贸易进行产品输出的单一模式,而侧重于产业能力的输出。从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2010年, 民营企业500强中累计共有137家企业开展了海外投资,投资企业和项目592个,海外投资额达61.77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174%。
 
  (三)与时俱进,探索不同的转型和创新转型发展,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市场、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第二次互联网发展浪潮方兴未艾,中小企业紧紧把握信息时代下的技术趋势,探索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之路。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在新的技术经济背景下,探索不同的转型和创新发展模式。互联网+市场转型模式、经营和管理创新的转型模式、资源创新的转型模式不断涌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品牌建设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呈现出从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的迈进,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调整的趋势。
 
  一是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进入新兴产业,多元布局步伐加快。从2012年到2017年,中小企业加大了在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融资租赁、电子商务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布局。金融租赁、新能源、通信设备制造等新兴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类型。
 
  二是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通过转型升级, 自主创新意识大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以民营企业500强为例,2013-2016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强,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的企业数量由267家上升至313家,占企业比由53.4%上升至62.6%,每年平均增长3个百分点左右;研发强度超过1%的企业占比在35%左右。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 中,华为超过苹果公司,以83.58亿欧元的研发费用高居第八位,中国的百度、联想、腾讯和美的等企业都榜上有名。
 
  (四)政府适时出台政策法规,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促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3年出台)为核心、以涉及财政、税收、融资、科技各个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为配套、以各地方中小企业促进条例为着力点的中小企业法律和政策体系。近年来,国务院密集出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主要包括:2005年《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号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4 号文)、《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52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 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 号)等文件。对过去阻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了清理和修订。市场准入条件放宽,基础设施等18个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公平竞争、平等进入的市场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民营企业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等政策陆续提出,一系列重大政策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8 年至今,国务院及中央各相关部门依法发布的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相关的重大政策法规有60多项,为促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长期发展和解决现实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是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从上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构成情况来看,既有系统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也有从某个方面促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政策,例如,针对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财税优惠、提供公共服务、帮助开拓市场、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等,还包括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政策,例如金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统领下构筑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从现有促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情况来看,目前已形成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总纲,以综合性政策为核心,以专项政策为主体,以相关政策为辅助的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形成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全方位政策支持。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服务理念和对政策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促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当前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主要以“若干意见”“指导意见”“实施意见”为主,将政策的具体细化和执行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的实施,也是以构建服务平台和中介机构实施为手段。并通过间接的、指导性的和激励性的组织保障措施,促进相关政策更加有效地落地和实施。
 
  二是多方共同促进政策制定和实施。从中小企业重大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发布情况来看,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各地政府制订和下发了多项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国家主管中小企业事务的部门,除单独制订和出台了中小企业政策外,主要是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出台有关政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也单独或者联合出台了一些转型政策和配套政策,形成了从中央政府层面到各部门的多方政策主体。从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部门情况来看,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扮演着从国家层面确定基本方向、进行顶层设计、实施综合指导的角色,在推动政府各个部门共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作为中小企业的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起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重要作用,积极努力推动中小企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系统协调解决中小企业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由于中小企业覆盖面广,涉及的相关扶持和配套政策复杂,仅靠工信部推进存在困难。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科技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等,也从自己的主管领域和职责范围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在财政支持、融资支持、企业创新、减税降费等方面积极行动,成为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主体。
 
  三是对中小企业发展全面关注和重点支持。结合近年促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来看,涵盖了融资促进、创新发展、产业发展、人才支持、经营改善、消除壁垒、市场开拓、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支持和促进体系。从政策的关注点来看,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是政策的核心。通过制定一系列融资担保、融资租赁、金融租赁、应收账款融资、创业投资等专项政策以及鼓励金融创新政策,加上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中小企业正常运营、快速成长、发展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反映了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极大关注。此外,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对中小企业的关注朝着更加注重小微企业的关注演化。最为突出的是税收优惠政策。从2013年起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此后逐年持续扩大优惠范围和内容,延长优惠年限。2017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做出决定,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等方面的系列减税政策。与此同时,基于中小企业作为重要创新主体的基本前提,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体政策背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也被置于极高的地位,相关的支持和政策也表现出不断增多和强化的特征。
 
  四是政策不断演化服务国家战略。技术、市场的日新月异,迫切要求政府不断调整和创新中小企业政策,推动政策精准对接中小企业的现实需求。从2012年至今中小企业政策主题的演化情况来看,中小企业政策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匹配和相容性。“互联网+”“双创”“一带一路”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中央政府、工信部及相关部门及时对中小企业政策予以调整和完善,既有利于中小企业在新情景下的新发展, 也有利于促进相关战略目标的实现,形成了中小企业与经济社会共生共赢的发展局面。
 
  总体来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多方主体共同促进确保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精准性,并在此过程中根据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断创新,形成中小企业政策的持续深化和系统化态势,相互配套,形成合力。
 
 
  当前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
 
  在实施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态势下,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快速,在资本、人才、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积淀了良好的基础,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受发展阶段制约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当前中小企业在转型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制约着未来中小企业快速成长,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宏观经济趋势性下行至中速增长区间时期,与大型企业相比,相对脆弱的中小企业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会更为突出,集中表现为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市场开拓的不确定性、竞争优势的不确定性和转型发展的不确定性。从2015年8月开始,受原国家工商总局委托,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连续开展了14次针对14万户小微企业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百县万家新设小微企业周年活跃度为71.1%,其中高活跃度和中活跃度占比43.0%,户均吸纳就业人员7.50人。实现营收占比81%,盈利企业占比22.70%,大致持平占比43.3%,亏损占比33.90%,不活跃度占比为28.9%。不活跃的主要原因是各项成本过高、融资难、融资贵,行业竞争激烈导致企业利润被挤压。
 
  (一)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大,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可持续发展与高能耗、高投入、高排放行业的矛盾,对于高度依赖资源投入的中小企业而言,意味着在未来资源的获取和整合上面临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加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外需萎缩和单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依赖的出口导向战略受到严峻挑战,且在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在传统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面临不确定性风险,而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的国际市场也存在较高的不确定风险。
 
  (二)在新工业革命和工业4.0驱动下,发达国家重塑制造业优势或加强工业竞争力的策略不断强化,行动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则借助比较优势快速发展工业,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双重、双向发展挤压。中小企业处于原有比较优势不断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的尴尬境地,市场竞争力能否保持也具有不确定性。
 
   面对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产业体系重构、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信息社会大众消费内容和方式的急剧变化,中国企业能否彻底摒弃过去视为竞争利器而引以为荣的低成本、同质化、平面扩张的发展模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向高创新、差异化、立体效益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型,并且全面参与到新一轮全球产业体系重构中,从而得以在跨越高阶成长台阶的过程中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体制的影响,中小企业产权基础薄弱,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尚未建立起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信用行为是建立在尊重私人产权的基础上,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未建立起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市场机制。过去信用问题被计划经济掩盖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往来频繁,商品流动性增大,这些情况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产生很多短期投机行为,所以需要一个真正有效的制度来约束这种行为,这种制度必须有法律上的规范,也有自律能力,而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企业信用的基础是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是各自拥有独立产权的经济主体进行产权交易的一种交换机制,信用制度以产权制度为基础,产权与信用是不可分割的,产权明晰才是社会信用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许多企业或多或少带有国有、集体的成份,产权不清晰,经营者缺乏信用风险管理的意识;许多中小企业产权改革步伐小,改革效果不明显。产权模糊下的企业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使个人或小集体私利膨胀,存在“寻租”活动,有些企业动辄就实行破产或重组,以逃避债务。
 
  (四)信用法制保障措施没有建立起来,法律措施是社会信用机制赖以维持和运行的保障。转型时期我国的信用法制建设还很处于摸索阶段,社会没有完全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国家还没有一套公布实行的规范中小企业信用行为的法律,部分城市虽然在尝试推行地方信用法规,但是都很不完善,效力发挥甚微。在信用制度比较发达的美国,已经形成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等16项生效的信用管理法律。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社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缺乏刚性约束,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收益大,造成一些中小企业违约不讲信用的收益远比付出的代价大,导致守信的市场主体也退出市场或者自动放弃守信原则。
 
  (五)全国性的中小企业征信服务体系建设缓慢,缺乏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中介平台。征信服务体系是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中介平台,是集建立中介机构、信用信息征集和评价功能的体系。目前我国有些地区和试点城市在尝试建立区域性的征信体系,但是都很不健全,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1、信用信息不充分,且缺乏科学性;2、信用信息收集不够广泛;3、信用信息网络和动态建设没有建立起来;4、征信工作没有实现商业化操作,信用获取成本高。因此很难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在这种信息传输渠道不通畅的环境中,企业失信的成本依然很低。
 
  (六)中小企业自身信用管理机制欠缺,信用等级水平一般较低,因而很难取得银行大量贷款资金的支持。自身信用管理不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我国企业管理还存在严重的信用管理与风险控制缺陷,企业信用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也是中小企业信用问题产生的十分重要的原因。调查研究发现:企业自身信用管理的欠缺和相互间信用关系的混乱与失控,是债务拖欠和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拖欠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信用风险问题,它源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其中内部管理起决定性作用。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管理的缺陷,信用等级水平一般较低,只能向银行申请担保抵押贷款。但中小企业大部分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土地、设备、厂房规模一般都不大,手续不全,因而很难取得银行大量贷款资金的支持。
 
  加快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间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但2010年以后逐渐下降,过去3年都在7%以下。这意味着结构失衡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困境。这期间民营经济的增速也在明显放缓,在工业中去年首次低于国有企业增速,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长期以来积累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杠杆率过高、效率持续下降等结构失衡的因素在这个期间起了主要的作用,拖累了经济增长。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的转型发展既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也需要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氛围,更需要中小企业自身内资的驱动力和不懈努力。为适应新时期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要求,政府的扶持措施也要有所调整:
 
  (一)从政府层面来看。
 
  主要由以下方面:
 
  第一,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目前我们面临的很严重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各级政府常常还是GDP导向,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扩大投资,替代市场,干预市场,干预资源配置,造成过度投资,带来了低效率,反而影响了经济健康增长。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顺关系造成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推进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应从“扶持” 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向“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从有利于模仿吸收的松散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向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严苛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转变。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反腐败的制度基础。反腐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体制弊病没有根本消除,权力过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监督,腐败仍然有制度基础。这是需要改变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现在有一些小的进展,但还没有看到重大突破。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仍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三,政府职能要实现转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在物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进展迅速,但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严重不足,比如公共医疗、教育、户籍制度、收入转移支付等制度建设,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体系。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改革长期滞后,即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理清楚,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在市场失效的那些领域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法治建设、推进科技进步等。
 
  第四、加快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创新治理能力。加快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等的建设,加快先进制造技术、标准、工业软件向中小企业推广应用;加快公共检验检测平台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培育壮大技能型、知识型员工队伍。四是不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创新治理能力,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路径。
 
  (二)从金融机构来看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国一直比较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所以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要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要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发挥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投资、股权和债券等融资渠道作用。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有关方面和地方要抓紧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
 
  一是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商业银行要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前提下,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尽量满足这部分中小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据此,中小金融机构要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工作落实,同时结合本行实际,把培育与发展中小企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策略,以防止贷款过度向大企业、大客户集中,而潜伏着新的信贷资金过于集中的风险。
 
  二是为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持续优化商业银行信贷结构,有效防范和化解中小客户授信业务风险。商业银行要在经过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商业银行拓展中小客户市场原则,谨慎进入,以规参与,控制风险,要决定中小客户市场定位,选择成熟的传统产业客户和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的选择,实行高位切入。同时依托各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中心,通过预审,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一批质地优良、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作为商业银行的营销对象,进行信用评级、综合授信。
 
  三是对中小企业,可根据其总资产和销售收入进行分类,区别对待,对那些信用等级高的中小企业,除了贷款,还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担保等授信业务品种,给予资金支持。对于中小企业提供国债、股票、银行承兑汇票作质押,或交存全额保证金等低风险担保方式的,可不受信用等级和单笔授信的限制,“不论大中小,只要效益好”。通过上述措施,尽可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解决它们的实际融资困难。
 
  (三)从社会层面来看
 
  社会组织对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促进政策制定,为今后提供信息和决策支持。社会组织需要发挥中小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及时向国家和各级政府反映中小企业诉求,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修订,并根据政策的执行情况,开展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和评估,为下一期政策的修订提供信息和决策支持。
 
  二是服务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作为中小企业和政府的桥梁,社会组织需要提供更加细致和全面的中小企业服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需要依托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化,并推动中小企业积极融入社会服务体系运营之中。
 
  三是把握新的市场机遇,创新服务供给。随着市场的逐步细分,中小企业需求愈来愈个性化和差异化,作为直接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为中小企业提供传统服务的同时,也可以把握新的市场机遇,创新中小企业服务供给。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重视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的发展,将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旗帜性抓手,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质量,促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造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推动双创迈上新台阶。
 
  (四)从企业层面来看。
 
  过去国有企业职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应该是扮演一个平等竞争者的角色,还是单独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国企在管理制度方面,政企分开没有完全解决,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党组织和企业之间应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党领导企业是在大政方针方面领导,党组织起的作用是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还是由党组织代替企业的董事会进行决策或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竞争性领域的关键问题就是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谁做得好谁就有理由做大做强,谁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在天然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是说国企垄断就不是垄断了,国企如果不能摆正企业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样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监督,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此外还要防止和减少行政性垄断。在公益领域,像医疗、教育,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破题,要让公益性企业或者公益事业单位回归公益,但同时还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趋势。这些领域也需要引进竞争机制,让民营企业进入,两条腿走路。这可以推动公立机构提高效率。
 
  一是要把握外部机遇,发挥自身灵活性优势。新工业革命的到来,新常态下各种政策因素的叠加,为当前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技术和政策机遇。中小企业要主动融入新工业革命,以技术驱动企业转型升级;切实利用好消费升级引领“新引擎”,促进自身产品、市场和经营模式的升级;紧密结合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全面创新工程,重构企业发展观、组织形态和经营模式;全力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以产业转型助推企业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积极“走出去”,实现企业市场的转型和扩张;主动提供服务,融入政府采购体系。
 
  二是要苦练企业内功,奠定资源和能力基础。良好的外部机遇为中小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转型创造了外部条件,但对外部机遇的把握需要中小企业自身苦练内功,充实自身的资源基础并提升自身能力。首先,调整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实现企业转型发展的数量保证、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其次,着重提升其抗风险能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动态发展能力;第三,优化企业的组织方式,以组织创新驱动企业的转型。
 
  三是要按照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中小企业作为最具市场活力的主体,不断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是保证其竞争地位的根本。强化市场分析,在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寻找自身的市场定位和发展空间。强化质量管理,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注重品牌建设,维护良好的市场形象。
 
  四是注重协同创新,促进群体和产业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转型,除了中小企业自身的转型外,还需要与经济系统内的其他主体协同发展,以协同创新驱动中小企业群体以及相关产业的转型。首先,注重与大企业的协同发展,尤其是为大企业生产和销售提供配套服务。其次,强化中小企业群体间的协同,尤其是进一步强化集群发展;第三,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中,形成企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
 
  (五)从要素市场的改革来看
 
  对待未来要素市场的改革,要解决股市到底是资本市场还是赌场的问题。在房产市场上,要解决房子是用来住的还是炒的这个问题。目前土地市场是由各级政府垄断,独家征地、独家卖地,抬高了地价、房价,对收入分配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进,要解决政府独家征地独家卖地,还是由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要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农民宅基地可以流转。但是这些方面还有种种限制,改革进展非常有限。在银行体制方面,现在还是大银行主导,行为还不完全市场化,进入门槛太高,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这就妨碍了小微企业融资和发展。在投资领域,政府参与过多。整体来看,要素市场发育仍然不良,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影响了收入公平分配。
 
 
  参考文献
  1、中央党政领导近两年对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的重要论述。
  2、张卫平、张 欣《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投资研究》2006.7期。
  3、张卫平、张 欣《关于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几点建议》载《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06.10期。
  4、张卫平、张 欣《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与出路》载《经济界》2009.5期。
  5、张卫平、陈昕《当前经济下行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对陕西的借鉴与政策建议》载《陕西发展和改革》2015年第6期。
  6、张卫平《当前经济下行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建议》载2016.6.12民建中央网,并先后被人民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网转载。
  7、张 欣《西安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若干建议》载2015年《陕西城市金融调研》第6期。
  8、张卫平《关于陕西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几点对策》载《陕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 期。
  9、张卫平《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面临的困境及融投资改革的建议》载《经济界》2018年第2期。
  10、张卫平、张欣《陕西中小企业与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载《经济界》2018年第5期。
  11、王小鲁《改革40年与中国经济的未来》《新金融》2018年第7期。
  12、方光华、张卫平、张欣《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现状经验问题及建议》载民建中央《经济界》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卫平,男,汉族,民建会员,高级审计师。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中小企业专家顾问团专家,全国经济管理院校工业技术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经济、金融、审计学会理事、西安金融学会理事。在《经济日报》《金融时报》《中国审计报》《人民政协报》《审计研究》《投资研究》《经济界》《新金融》《清华金融评论》等国内经济报刊杂志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人民政协、民建中央、中国人民大学、银行界等门户网站发表交流专业论文及调查报告150余篇。原在交通银行陕西省分行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