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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泰:我与祖国同成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来源: 民建陕西省委网站 日期: 2019-11-4

  1950年5月,我出生在陕西延安,只比新中国小了半岁,可以说,是与共和国同庚。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沐浴着中国共产党的阳光和雨露。虽已七旬,但我仍担任着中国民主建国会延安市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委员、宝塔区圣地保洁公司社会监督员等职务。这首今年春节我回复同事和朋友的贺年词最能表达我真心实意为人民工作的心情:

  暮年仍坐厅堂中,

  一片丹心向阳红。

  痛饮美酒思绪多,

  飞扬跋扈为民雄!

  我的名字叫杨世泰,不过大家都亲切的叫我老杨。

记忆中的童年。

  我童年的时光是艰辛但又幸福的。父亲是1935年6月参加革命的红军干部。1954年在延安土产公司工作的他,被中共延安地委派遣到吴起县水泛台区委工作。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我们全家从延安坐马车走了七天到了吴起县城。至今我还记得,从县城到水泛台的60里地,四岁的我是坐在毛驴驮的送粪篓子里的。

  我家有八口人,父母虽然工作忙,但兄弟姊妹相互照顾,生活很是和睦。我七岁开始读书,那时候除了交书费,学杂费全免。我的哥姐说:“咱们都不交学杂费,是政府看到咱家人口多,生活困难,学杂费都免了。”后来我稍大后,知道在县城读中学的二哥二姐和在延安师范读书的大姐,不仅不交学杂费,而且还享受最高额的助学金。每当我们全家在一起时,我父亲总是叮咛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回报党恩,报效祖国。”

  1959年,党中央提出10年进入共产主义,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我那时对美好的年代充满憧憬。然而,紧接着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县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买不来一麻袋洋芋,好些干部自动放弃公职回家务农。当时我的父亲也饿的浮肿了,口袋里常装着政府配给的炒熟了的黄豆。但他以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精神,拖着病体经常下到农村。他常说:“要相信党,困难是暂时的。”

  正是因为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组织勤工俭学,要从20里以外的地方往学校背柴供灶上做饭。十一岁的我以瘦弱的身躯,为学校背的柴在过称时是60斤。虽然累,但我觉得荣耀。

  1963年8月,我父亲因病离休,全家人回到了延安。1963年12月,16岁的我二姐参加了工作,到空军451医院。我看着眼热,吵着也要工作。父亲拗不过我的犟脾气,在1964年安排我在延安县税务局当通讯员。

  1965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在延安招人,我觉得穿军装很荣耀,就瞒着父母报了名。在体检时,虽然身高不到1米6,体重不足50公斤,但我向招工干部表示:“我能吃苦,我一定要参加”。当时这个迫切要参军的劲头,源于小说《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偷着迁了户口,在临走前才告诉了我的父母。临走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在家靠父母,出去以后就要靠组织,组织是你父母的双兼。你要把对家的忠诚转向对组织的忠诚;把对父母的敬重转向对单位领导的敬重。”我正是按照父亲的教诲,几十年来忠心耿耿地工作,从未犯过任何错误。从1989年起,荣获省、市、区和单位各种奖励26项,并入选《中华英才大典》。

工作意味着成长。

  在兵团工作,开始在定边,工作就是扛着铁锹上山挖坑栽树。由于国家经济困难,我们只发一套军装,一套衬衣裤和一套冬装,每月津贴8元。地处毛鸟素沙漠的南缘,风砂大,经常被吹的灰头土脸。吃水要在8里地以外的地方用驴驮,一趟就是一个小时。在定边的一年里,洗脸水一马勺,还包括刷牙水,全连一百多人,不论男女,都没有洗过澡。劳动强度大,爬山跑路多。师长知道我们的鞋不够穿,就从从南方调来大批草鞋。从五月到九月,我基本上是穿草鞋,脚上磨起厚厚的老茧。

  1966年部队扩编,把定边留给了四团,我们南迁到富县牛武。工作就是护林、抚育次森林和防治森林病虫害。1966年8月,黄陵森林发生松毛虫害,大面积的油松林遭到侵害。团司令部命令六连到咸阳机场为飞机装药。我所在的五连二排赴虫区灭虫。在黄陵县的腰坪和建庄两个乡,满山的松林呈焦黄色,桥山林业局的森林警察、林业工人和空军地勤人员已集结待命。我们的任务是以班为单位,在树林里为喷洒灭虫药的安二飞机打信号。第一个人打着红旗,后边的人打白旗,间隔200米。每一趟飞机过后,往下移50米。空勤人员在山头用手摇发电机发电,用大功率的电台指挥飞机。

  刚到黄陵腰坪,我们住在农民的牛圈里,潮湿的牛粪上面铺了一层稻草。晚上睡下,臭气也倒罢了,倒是拇指大的牛虻叮的我们受不了。好在我们有灭虫烟雾剂,点燃后牛虻不再来。但是毒性很大,常常是后半夜才能睡。在我们转移时,全村的苍蝇、蚊子、牛虻都没有了。

  我们的工作是,早上出发,每个人两个馒头、一头大蒜、一军用壶凉白开,拿着长6米以上的旗杆,腰里缠着旗,爬到山的最高处,逐渐下移。飞机两点以后不再来,我们返回驻地。在吃完晚饭后,拿上灭虫烟雾剂,到飞机喷洒不到药的地方点燃熏松毛虫。在两个多月的工作中,没有休息日。在离开黄陵时,满山的松树一片翠绿。只有16岁的我,也不觉得辛苦,倒有几分成就感。

  1970年12月,林业建没兵团撤销,我回到延安,先到面粉厂,被送到西安学习开车床。后延安地区粮油机械厂成立,我被委任为金工车间副主任。1978年,我因受工伤不能干重活,调到延安市百货公司,1986年被任命为政秘股副股长。1988年调延安百货大楼,被任命为副总经理。

  1993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下,我们兄弟姐妹6人组成了三党四方人士:两名中共、两名无党派、一名民革成员,一名民建成员。我加入民建,既是缘分,也是巧合。1993年1月,延安市工商联在延安百货大楼召开年会,邀请我列席。时任民建延安市支部主委的冯纪惠得知我是外党后,希望我加入民建。在我家庭聚会时,大家也经常谈到统一战线。特别是我父亲,经常讲“要团结。”他曾说:全国刚解放时,党内有一种说法,‘中国就像一个人,而民主党派就是一个人头上的一小撮头发,要不要都无所谓。’是毛泽东、周恩来批驳了这种说法,提出了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要存在多久,由此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计。而且毛泽东形象地比喻:共产党是一只手的四个指头是多数;民主党派是大拇指是少数。但能攥成一个拳头,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正是我经常受到这些影响,所以撤回了延安百货大楼党支部让我填写了一年多的积极分子表,毅然加入了民建。

  在组织上,我加入了民建,但思想上认识不那么深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一方面我通读了《新时期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延安与统一战线》,《政协知识与实践》以及延安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等书籍。去年,我通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及《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等,从中摘录了310段话,编辑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精典论述摘编(内部学习资料)》,印了5000册,送给大家学习。另一方面接受培训:我先后参加了省民建组织的两次培训,中共延安市委组织的党外干部培训,延安市人大组织的两次培训和宝塔区政协组织的培训等。经过这样的学习,使我增强了政治意识和政党意识,提高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能力。因为有了这些政治基础,我曾担任过民建延安市宝塔区委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主委。2010年6月,从延安市宝塔区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岗位退休。

我是民主党派成员,我是民建会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民主党派成员,我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党派的存在,是为了增强和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民主党派的监督有利于中共修正错误,不断发展壮大;民主党派是中共的政治联盟,是合作共事,风雨同舟的友党,为的是建设现代化的祖国更加强大。正是有这样的认知,我认真履行党派成员的职责。从1995年起,我担任了延安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延安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延安市宝塔区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十七届法制工委会员。从1995年至2011年期间,我担任过中国邮政总局,陕西省工商、地税、质监和延安市以及宝塔区31个单位的党风廉政社会监督员。我视“虚荣”为荣,但我打内心热爱这些没报酬的职务,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为人民工作的平台。我在履职监督时,本着监督既要发现问题,又要帮助解决问题;既要向群众解释涉及本单位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又要传播他们的好人好事;以此促进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信任,达到和睦共处,以化解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同努力。因此,在我所监督的行业和单位,处理了一些人,这些人在个人名誉和切身利益中都受到损失,但被处理的人却对我没有意见。

  1998年5月,延安市产品质量监督所在市区内进行饮料抽查。他们除对经营饮料的门店每户拿两箱检验样品外,还收取300元至500元不等的检验费,社会对此反响很大。我听到群众反映,即刻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他们的做法违规。于是写出了《关于纠正市质检所在执法过程中违规行为的建议》的提案,交到延安市政协。此提案被延安市政协交质监所的上级单位市质监局。但从质监局的答复,显然对此事缺乏深刻的认识。为了真正解决此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我又写了《希望市质监所认真纠正和对待违规执法》的提案。此提案在延安市政协的重视下,在延安市质监局的指导下,及时进行了处理。并以此为借鉴,在全系统开展执法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延安日报》以“一件得到圆满解决的提案”进行专题报道。也正是此事引起质监系统的注意,陕西省、延安市和宝塔区质监局聘我为党风廉政监督员任期长达十余年。

  一次,我在农贸市场买菜,看到两名工商人员拿了商贩的两个猪腰子没付钱。我就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往哪里走。两人来到一家餐馆,把猪腰子给了老板说:“放在冰箱里,中午给我们炒了。”我看到此,找到工商负责人,反映此情况。并将负责人带到餐馆。恰好那两位工商人员正在。在我的指认下,两位工商人员承认了错误,在第三天,工商局做出决定:“一、全局通报批评;二、两名工作人员在全体职工大会作公开检查;三、每人罚款四百元;四、两人待岗三个月,在待岗期间不发工资,只发基本生活费。”至此,问题解决了,而且可以说在全工商系统引起强烈的“地震”,人人自危,再没有工商人员在市场白吃、白喝、白拿东西了。由此监督有方,事实清楚,处理有据,被处理的人员毫无怨言,对我没有任何意见。

  2006年,群众反映延安市宝塔区教育系统存在不正之风,《延安日报》也刊登了一些学校乱收费和补课的消息。我本着帮助教育部门做好工作为出发点,经过三个月深入学校明察暗访,撰写出了《有错必纠,规范学校秩序;为人师表,履行教师职责》的专题调研报告。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特别重视,以《工作通讯》的方式转发全区。有些校长坐不住了,向教育局长倾诉,甚至说:“按杨世泰的说法,教师不能干了,校长不能当了,学校不能办了。”教育局的领导能正确对待,邀请区人大领导和我座谈,进一步征求意见,在全系统开展了“为人师表,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活动,使整个教育系统的有了很大改观。

  类似此类的问题发生很多,我老杨现在也是“名人”了。但值得骄傲的是:虽然经过监督,处理了很多人,但大家没有与我结怨,反而成了好朋友。“有事找老杨”,是大家对我的肯定。我想究其原因,是我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讲实情、说真话、进忠言、谏诤言,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增进了共同为事业做贡献的一片热心。

  在我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期间,撰写调研报告13份,其中一份获延安市宝塔区千人百日 调研报告一等奖;同时,撰写政协提案和人大议案208件,履行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责。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刊物《延安人大工作》以《认真履职谱写闪光篇章——记延安市人大代表杨世泰》予以报道。

我爱我的祖国。

  往事如烟,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整整70年了。从最初的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中国,到今天屹立世界之林的东方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70年艰苦奋斗而夺取的辉煌成就。

  1949年,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已经达到了78岁。

  1952年,我国的钢产量是134万吨,在2015年,已经达到112350万吨。

  在六十年代,人们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15岁以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我哥,我姐穿小了不能穿的旧衣服给我穿。就是工作后,也是穿带补丁的衣服习以为常。而现在的带补丁衣服,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

  过去一大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条大炕上,现在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0多平方米。

  过去是通信靠喊,出门靠走,现在是手机普遍,高铁、飞机畅通。

  过去我父亲是17级干部,月工资98元,大家都很羡慕;现在我是科级干部,每月的养老金近6000元。

  以上这些,都是因为祖国变的强大,人民才能富裕。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的国家富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我深感到生活在现代,是多么的幸福。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我有生的70年里,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共和国,我亲爱的兄弟,在这70华诞之际,我以一个同龄人的生命体告诉朋友们:我命中注定与共和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我因此感到幸运、感到自豪、感到幸福!(民建延安市委监督委员会副主任 杨世泰(口述)民建延安市直二支部 王婷立(整理)